赵旻当然不知,宫中发生的那些事。
他此刻正在卫府设宴,为远征而归之功臣接风洗尘。
他与钟繇回卫府时迎面撞见的那人,正是徐晃徐公明。
徐晃既已返还许都,那么不言而喻,匈奴青壮已经妥善安置完毕。
卫府众人皆落座后,坐在一众武将中的徐晃抱拳道。
“主公,十万匈奴青壮,打散安置于关中三辅、北地、弘农五郡,此外,河南、东郡、颖川、河内四郡,亦皆有安置。
如此一来,其众散布于九郡之中,相隔近千里之遥,再难有机会重聚,待十年之后,其众与我汉民又何异之有?”
显而易见,这种损招,一定是出自于段煨、贾诩这俩老狐狸之手。
然而,众人也不得不承认,这确实有效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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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刻,俩老狐狸正得意洋洋地捋须。
鲁肃忍不住问道:“公明兄,然则,匈奴人可懂如何耕种?”
徐晃哈哈一笑:“子敬勿忧,匈奴人在塞外逐水草而居,生存不易。
而我皇汉则不然,某等以耕织为业,定居于一地,无需颠沛流离,只要四体勤奋,便可衣食无忧。
故而,匈奴人皆愿习皇汉耕种之术,为此,其众愿教汉民放牧之术,加之九郡中流民为数不少,是以流民、匈奴牧民间关系融洽,浑不似边郡之地那般彼此仇视。”
曹魏对待匈奴人的策略,是将其众聚集于并州编户,并将匈奴人与汉民天然隔离。
要知道,匈奴人天寒地冻之时,为了生存不得不侵犯汉民打家劫舍。
因此在边郡之地,汉民与匈奴人是仇敌关系。
曹魏将匈奴人编户后,又将这些匈奴人安置到汉民聚集地…
双方既为仇敌,且汉民数量多于匈奴人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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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这些成为“编户”的匈奴人有多惨,可想而知!
陈泰(陈群之子、荀彧外孙)担任护匈奴中郎将之时,“京邑贵人多寄宝货,因泰市奴婢”。
(陈泰)为并州刺史,加振威将军,使持节,护匈奴中郎将,怀柔夷民,甚有威惠。京邑贵人多寄宝货,因泰市奴婢。
摘自《魏书陈群传之附传》。
大意为:
陈泰任…职时,对匈奴人采取所谓怀柔之策,所以洛阳贵人经常给陈泰寄财货,托其人购买奴婢。
考虑到陈泰彼时的居所与职位,其中的奴婢一定包含大量南匈奴人。
西晋时,匈奴贵族刘宣在劝进刘渊时,公开声称“晋为无道,奴隶御我”。
意思是:晋倒行逆施,驱使我等做奴隶!
此便是在影射这一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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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这种贩卖匈奴丁口的行径,在魏晋之时是一以贯之、一脉相承。
最要命之处在于:匈奴人在并州聚集!
以上便是促成五胡乱华的几个重要诱因。
所以说,凡事有果必有因。
匈奴人残杀汉民固然令人发指,但后世之人也要清楚一点:匈奴人为何如此仇视汉民?
段煨、贾诩之策虽够损,却可以有效消弭隐患。
而实际执行者徐晃,又格外关注匈奴、汉民两者之间的关系。
是以赵旻抚须笑道:“公明此举甚善!如此一来,匈奴人终将为汉民矣。且刘元颖今既坐镇平阳,此后匈奴人将陆续归附于皇汉。
公明,匈奴人在塞外颠沛流离、朝不保夕;而在我汉地,其众则安居乐业、衣食无忧。此番若匈奴人成功归化,你居功至伟也!”
诚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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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匈奴人归化一事上,徐晃开了个好头。
历史上,梁习那个“伐大树”的“光头强”,对待匈奴人的政策,最初是编户、打散、归化。
没错,正是赵旻如今采用的策略。
这个策略极为正确,所以在梁习时期,并州匈奴、鲜卑皆先后尊东汉、曹魏为主。
这一时期,并州政绩斐然。
但随着梁习逝世,政策便渐渐偏离其原有轨迹,至陈泰管理并州时,匈奴人与汉民的矛盾,已经日益尖锐。
关键是,陈泰死时,刘豹已经弱冠!
刘豹、刘渊父子的操作,与近八百年后的定难军李继迁、李德明父子极为相似。
所以,等西晋反应过来时,“赵汉”一如李德明时期的定难军一般,气候已成,西晋再想讨伐时,为时已晚。
遂有了永嘉之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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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项人李氏父子的操作…极为猥琐,与苟哥赵旻有一拼。
父子二人明着向宋、辽称臣,却暗戳戳地一统西北…
最终,嵬名元昊,也就是赵元昊,也叫拓跋元昊,或者叫李元昊,在其人爷爷、老爹苦心奋斗六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上,用各种诡计建立了西夏国。
这与刘豹父子何其相似?
刘豹、刘渊苦心经营六十年,最后刘聪灭了西晋。
综上所述。
在徐晃的实际执行之下,赵旻针对南匈奴的策略,有了一个极为良好的开端。
二十年之内,或者说在历史上的建安二十四年之前,赵旻有信心彻底消除匈奴、鲜卑、氐羌人乃至乌桓人的隐患。
于是乎,因徐晃安置匈奴青壮立功、第一批糖类大批量制成之故,卫府皆大欢喜。
翌日,赵旻被荀彧请到尚书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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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旻甫一进荀彧公廨,后者便兴冲冲地取来一摞文书。
其人正欲开口,赵旻便当先行礼。
“大人,旻欲于三日内裁撤冗员!”
早在岁除那一地鸡毛的晚宴时,赵旻便已有意裁撤冗员。
值此乱世,赵旻不认为汉廷设如此数量冗官有何意义可言。
他们是能领兵打仗?还是能推行新政?
这些冗官,都是不折不扣的寄生虫!
遑论这些寄生虫们的俸禄,皆由赵旻出。
荀彧微微一怔,旋即释然。
因为赵旻选择的这个时间点,再合适不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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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旻最多一个月,便要出征凉州,临行前整顿冗官、释放出俸禄空间,刚好可将这部分粮帛用于凉州建设。
何况,赵旻在临近出征之时提出此事,无论杨彪还是荀彧,都无法拒绝。
一是因为赵旻身上,背负着天下一统之重任;
二是赵旻出征作战,势必需要大量军粮。
以荀彧之智,其人只是略一思忖,便欣然应允。
“阿旻可有何高见?是否需尚书台配合?”
赵旻颔首后,取出一摞名单。
“大人,此名单上之人,有劳尚书台削其职,大人可声明,此乃卫府之意。”
荀彧笑着摇头:“阿旻大可不必如此。此事易耳!某告知颖川各家,由颖川各家之闲散官员带头辞官、发起此事即可。
阿旻不必心忧,此事交给杨公、元常兄及某即可。只是…阿旻,你不妨先看一看此三学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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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旻见荀彧丝毫不反对自己提出的裁撤冗员之事,心中大定。
其人与荀彧落座后,便展开荀彧的落地版方案,仔细读了起来。
作为这时代的土著,荀彧对东汉太学制、当今国情了若指掌;
同时,作为饱读诗书的大儒,荀彧对先秦、西汉学制也了然于胸…
所以,赵旻提出的这个以科举制为主的所谓“三学制”,经过荀彧改编后,便有些变了味儿。
如果说,赵旻那科举制版本的三学制,是以选贤任能为主要目的;
那么荀彧改编的三学制,则是以教书育人为首要之务。
联想到察举制那少得可怜的选官名额,赵旻瞬间释然。
此外,荀彧还提出,除传统五经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外,三学教材还应加入《孝经》、《三传》及《尔雅》。
赵旻忍不住叫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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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再加上《周礼》及《仪礼》,这就是南宋时期广为流传的《十三经》。
《三传》为《春秋三传》,赵旻偏爱《左传》;《周礼》为传统儒家教材,《仪礼》则相当于东汉版的良好公民行为规范…
至于《孝经》,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?
百善孝为先。
荀彧这套选举制,不但将教材拓宽,且以教学为主,选举为辅。
唯一的瑕疵…
【作者题外话】:汉末魏晋匈奴人的历史沿革、变迁及与汉人的矛盾,在其他三国文、甚至晋历史文中皆语焉不详。
此事说来极为简单,因汉人压迫匈奴人,所以匈奴人、羯人(石勒),甚至氐人和羌人,在刘豹、刘渊父子联合之下,奋起反抗汉人。
为了证明自己血脉的正统性,刘豹这个休屠人,甚至冒认于夫罗是其人老爹…
呵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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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与汉人冒认自己血脉,有何不同?
前文曾提及,休屠人刘豹,根本不可能是于夫罗之子。
刘渊、刘豹、于夫罗三人之间的年龄差异极大,于夫罗死于东汉兴平二年(西历195年),刘渊死于西晋永嘉四年(西历310年),祖孙之间相差百岁以上,严重悖于常理。
此事便是放到现在,恐怕也不大可能…
除非祖孙三代都是老寿星!
但在汉末魏晋,呵呵,可能吗?
因此近现代学者对刘渊的出身世系多持怀疑态度。
唐长孺、陈勇等学者对此问题均有论述。
于夫罗是南单于羌渠之子,东汉中平五年(188)继单于位;
之后,其人长期参与关东军阀混战,死于兴平二年(19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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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于于扶罗,立七年死,弟呼厨泉立。单于呼厨泉,兴平二年立。--《后汉书南匈奴传》
刘豹是匈奴左部都尉。
按《晋书》记载,匈奴五部制度确立于东汉建安年间(196-220),但不详其具体时间。
建安中,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,部立其中贵者为帅。--《晋书北狄传》
按《武帝纪》,建安二十一年(216)曹操遣匈奴右贤王去卑归国监视五部,可知匈奴五部的设立时间,至晚不会晚于建安二十一年。
刘豹的生年不详,卒于西晋咸宁五年(279)。
比于夫罗的卒年晚了整整八十四年。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宁五年,会(刘)豹卒,以(刘)渊代为左部帅。--《资治通鉴》
而刘渊是刘豹之子,长期在魏、晋朝廷中充当质子。
晋惠帝时代藩王乱政,刘渊借机独立出走,建立前赵,后死于永嘉四年(310),比刘豹的卒年晚了三十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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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刘渊)以永嘉四年死,在位六年,伪谥光文皇帝。--《刘元海载记》
所以,诸君以为,此事难道不诡异?
刘渊生年无载。
按《刘元海载记》中“王浑虚襟友之”,以及刘渊“七岁丧母”的记载推断,其生年大约在魏嘉平四年至五年(251-252)前后。
学者唐长孺曾专门撰文探讨这一问题,兹不赘引。
此事详见唐长孺《魏晋杂胡考》。
对刘渊生年的考证,会引出一个后续问题。
即如果(刘渊之父)刘豹真的是于夫罗之子,那刘豹生年便不会晚于于夫罗的卒年(195)。
退一步讲,即使刘豹是于夫罗的遗腹子,那他生育刘渊时,也已超过六十五岁。
呵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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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对一个身处魏晋时代的胡人贵族而言,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刘豹是钟繇?谁能信?
刘豹与于夫罗之间不仅年龄差异巨大,名讳也存在显著区别。
学者陈勇认为,于夫罗与刘豹“父子异姓”,明显悖于常理。
注意:此事详见陈勇《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刘豹世系的造伪》。
与于夫罗同时代的匈奴王族,其名讳大多是“呼厨泉”、“去卑”、“羌渠”、“须卜骨都侯”这类异域色彩浓郁的名讳。
这与“刘豹”、“刘渊”这类高度汉化的名讳全然不同。
《晋书刘元海载记》取材于《十六国春秋》。
而《十六国春秋》又取材于《赵记》。
这是前赵史官出于美化王朝统绪而撰写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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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其中关于刘渊出身世系的记载,可信度十分值得怀疑。
综上,现代学者多认为于夫罗之子并非刘豹,刘豹只是南匈奴休屠贵族之一。
刘豹父子之所以假托为于夫罗之后,乃是前赵史官的刻意杜撰。
但无论如何,史实也已证明,刘豹如此借用匈奴单于血统之举,确实好使!
加之曹氏软禁匈奴单于、陈泰对待匈奴人的暴政、司马氏大封群王、匈奴人聚集于并州………等等等等综合因素…
呵呵,使刘渊最终整合了匈奴人等杂胡,起兵反特么的!
五胡乱华,这口大锅必须由曹家和司马家来背!!!
其中司马家还要负主要责任!!!!!
刘宣等凭借屠各实力而假(刘渊)以南单于世嫡之空名,企图恢复匈奴旧业,这样就造成了合作。--唐长孺《魏晋杂胡考》
汉末魏晋之际,士人想要出仕,首先要接受地方征召,出任州、郡、县的吏员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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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,其人再被举荐为茂才、孝廉(走察举制),由吏入官。
这种升迁途径,被称作正途。
举个栗子:
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男猪脚焦仲卿,便是如此。
且其人既为府吏,证明其家至少是庐江当地豪强。
咱们继续聊刘备吧。
刘备曾寄寓荆州八年(201-208),被刘表“待以上宾之礼”。
刘表死后,刘备仍顾念“此人待我厚”,因此不忍谋占荆州,可见二者关系堪称融洽。
(刘)表病笃,托国于(刘)备……或劝备宜从表言,备曰:“此人待我厚,今从其言,人必以我为薄,所不忍也。”--王沈《魏书》
然而若将视线拉长,会发现在融洽表象的背后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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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藏的乃是“刘表疑其心”、“阴御之”的提防心态。
最终,竟以“(刘)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”的尴尬结局收场,可谓君臣两失。
从现存史料来看,刘表最初对刘备颇为重用:
刘表不仅令刘备驻军新野,还曾大力支持刘备北伐;
但不久之后,刘备的驻地被移至樊城(接近刘表治所襄阳),这也标志着刘备开始受到刘表的严密监视。
此后双方虽然仍有宴饮唱和,但北伐事业却就此中断,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刘表去世。
(刘)表卒,子(刘)琮代立,遣使请降。先主屯樊,不知曹公卒至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《先主传》记载,刘备投奔刘表时,曾被对方待以“上宾之礼”。
读者们往往据此认为刘表对刘备看重,其实不尽然。
先主遣麋竺、孙乾与刘表相闻,表自郊迎,以上宾礼待之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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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《和洽传》,传主最初不过一介汝南士大夫,然而他在投奔刘表时,也曾被“以上客待之”。
《杜袭传》亦称传主被“刘表待以宾礼”,杜袭的同乡繁钦还“数见奇于(刘)表”。
换言之,礼贤下士乃是刘表的惯用手段,这是他在洛阳时代养成的名士风气,属于拉拢人心的常见伎俩。
陈寿称刘表“有威容、器观”,可知他不仅对待刘备如此,对其他海内名流亦然。
刘表对刘备的真实态度,其实隐藏在《先主传》中“待以上宾之礼”的下一句,即“益其兵,使屯新野”。
(刘表)以上宾礼待之,益其兵,使屯新野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显而易见,“上宾之礼”只是初见面的客套,“使屯新野”才是刘表的真实目的。
即欲借刘备的“武勇”,来抵御曹操的兵锋。
据此可知,刘表对刘备的真正定位,与昔日的张绣并无差异:
即镇守荆州北部的外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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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如本书中,赵旻对刘备的定位一般。
刘备打仗本事并不差,何况,其人麾下还有关、张两个万人敌,以及云哥这个大将。
从《李典传》、《杜袭传》的相关佐证来看,刘表对刘备“益其兵”是确有其事的。
这与之后“阴御之”的提防态度完全不同。
建安七年,“刘表使刘备北侵,至叶”。
叶县在南阳最北端,距许都仅隔着一个昆阳县。
曹军与刘备连战,夏侯惇、于禁等人还一度失利(见《李典传》)。
另按《杜袭传》,此次荆州方面出动的兵马规模达到“步骑万人”,一举攻破了沿途的西鄂,可知刘表对此次北伐颇为重视。
会荆州出步骑万人来攻城,(杜)袭乃悉召县吏民任拒守者五十余人,与之要誓。--《魏书杜袭传》
注意:《九州春秋》称刘表军北伐发生于建安六年,实际按《武帝纪》、《刘表传》、《先主传》可知这一年(201)双方并未发生武装冲突,此役当在翌年,即建安七年,也就是袁绍病逝那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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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此役之后,便不见刘备领兵出征的记载。
他此后向刘表提出的北伐建议也无一例外遭到否决,甚至连本人的驻地都被移至樊城,动辄被召至襄阳宴饮,彻底失去了独立地位。
这一事件无疑反映出刘表与刘备的关系出现裂痕。
而背后原因,在于“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”,令刘表怀疑起刘备的忠诚。
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,(刘)表疑其心,阴御之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哈哈,这才是刘备刘帮主嘛!
下一章,咱们详细聊聊“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”这一事件。
历史上,魏延便是在这一时期,投效的刘帮主。